自2013年正式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建设现已进入全面实施阶段。根据商务部最新数据，近3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达到3.1万亿美元，占对外贸易总额的26%，其中2016年中国同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额达到6.3万亿元人民币，增长0.6%（201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同比下降0.9%）。
2016年全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45.3亿美元，较2013年增长14.3%。2016年我国企业在沿线国家新签的对外承包合同额1260亿美元，同比增长36.0%，占同期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1.6%，一大批“互联互通”项目稳步推进。
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朱隽在出席浦山基金会首届年会暨“浦山奖”颁奖大会时表示，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推动下，企业所需的资金量将不断增加，配套的金融服务也需不断提升。但这些金融服务不能光靠政府或财政的支持，而是需要撬动商业银行的兴趣和积极性。
金融机构“走出去”过程中，不仅海外网点布局和金融产品服务仍有待完善，如何管理风险，尤其是信用风险才是金融机构更需要谨慎对待的。朱隽认为，要加强国内金融机构和其他国家、区域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包括中资和外资商业银行贷款等政策性和商业性方面的合作。
中方和外方的监管当局也要进行信息和监管合作的交流，力争为金融机构提供各类的准入经营环境和公平竞争。国务院参事，著名经济学家陈全生近日表示，根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未来十年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需要8.22万亿美元，每年需要投入8000多亿资金进行建设。资金怎么来，基础设施建设的特点一投资量大，二回报稳定，三回报期长，因此有关信贷人的信用评价，必须提上日程，基础设施建设肯定得用银行的钱，来保证贷款的安全。所以要对企业的信用进行评级，对证券信用进行评级，对国家主权信用评级。这还是不是亚洲经济的全部潜力。亚洲信用评级协会会长Faheem Ahmad认为，未来15年到20年，亚洲的GDP在全球经济中占比，会从29%增长到52%。“一带一路”看到了这个愿景，到2030年亚洲基础设施发展的需求，大概会有23万亿元。
然而，机遇与挑战并存，“一带一路”的投资信用风险有多大？如何管理？
4月21日，首届系统性风险国际研讨会召开，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发布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权信用分析报告》显示，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选取的50个国家主权信用等级结果具有三大特征：沿线各国整体主权信用风险偏高；各国主权信用风险差异性很大；各国、各地区主权信用风险来源差别明显。
例如，2016年沿线国家中有24个经济体主权信用等级处于投资级以下，占比48.0%，沿线经济体中主权信用风险偏高的国家占比较多。沿线国家中既有新加坡、卡塔尔两个AAA级国家，也有阿富汗、黎巴嫩、巴基斯坦等高信用风险国家，评级结果横跨20个级别范围，各国之间主权信用等级的鲜明差异往往意味着其国家风险同样亦处于类似的分化状态。有的国家正处于转型期，如缅甸潜在政治不稳定风险很高，成为影响其整体主权信用等级的突出因素；因此，识别一个经济体五类评级要素之间的差异已成为准确把握其风险特征的关键所在。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金融司副司长陈洪宛认为，亚洲信用体系建设重在合作，意在共赢。国家发展改革委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牵头部门之一，在积极推进国内信用体系建设的同时，愿意与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有关主管部门、市场机构，以及有关的国际组织，进一步的加强交流与合作，不断推进亚洲信用体系建设。并加强信用服务机构跨国合作，信用服务机构在信用服务中起着支撑的作用，各国应注重培育发展征信评级等信用服务机构，鼓励各国信用服务机构加强有效的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以市场化的方式增进信用信息的互通和信用产品的互认。
东方金诚研究发展部副总经理王青介绍，在世界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各类“黑天鹅”事件层出不穷、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潮流持续蔓延的背景下，首先要准确把握“一带一路”沿线各区域、各国的主权信用特征，在不同风险条件下制定差异化投资策略；二是对国别系统性风险进行实时、动态跟踪，及时调整投资策略；三是可以通过与当地机构合作，利用世界银行、官方机构投资保险等方式，进行风险缓释。
